科学的良心——纪念黄万里老师
党治国
宛转江流忧国泪 绵延路断济时肠
——《江婴诗集》
一
2001年4月我去北京，按照20年来形成的习惯，必定要抽空去看望我最敬爱
的老师黄万里教授。黄老师生于1911年，屈指已到了九十高龄。两年没见，他老
人家的身体可好？
进了老师居住的九公寓101室，一眼便看出老师的身形较上次见面时瘦了许
多。但仍然腰板挺直，气宇轩昂。和往常一样，没有客气的套话，老师开门见山
地就说起切身的和关心的事情。他的第一句话竟是：“我现在和你的老乡司马迁
一样，也受了宫刑了。”
我感到惊诧，还来不及发问，却听老师说道：“我患了前列腺癌，已经做了
切除手术。”我迫不及待地问：“手术成功吧？”老师说：“手术是成功的，但
即使手术成功，也会慢慢扩散。不过大夫说，老年人新陈代谢缓慢，癌细胞的活
力也随之降低，扩散也缓慢。大夫认为，我还有几年生命，还可以做一些事情。”
他说这话时的表情异常平静。
接下来老师谈到他不久前还为一个部门上了河流治理的课。
我略感安慰，却又禁不住一股悲凉和担心从心底涌起。于是我建议老师抽暇
整理自己的书稿，最好能从现在起就撰写回忆录，因为他一生在科学上的独特经
历是十分宝贵的。黄老师的一生，几乎就是中国20世纪的缩影，特别是在他身上
体现的科学精神和科学良心，他的挫折和坚持，他的努力和成就，他的坚强和不
屈，一尊发人深思的、人格高大的塑像已经矗立在灾难深重的中华大地上。
我为老师带来了我刚刚发表在《随笔》第二期上的近作《埋没的思想（一读
文中子王通）》的复印件。这回我特意在复印件上写下了我在西安家中和办公室
的电话。由于黄师母正有病卧床，我特别叮嘱他们家的四川保姆：如果有什么事，
请一定电话告知我。
我所担心的“什么事”终于发生了，但消息不是来自北京，而且迟到了八九
个月。2002年夏，广州的挚友李士非兄给我打来电话说：“黄万里先生去世了，
你知道不？”我很吃惊。他说：“可能是今年4月去世的。《报告文学》杂志上
有一篇徐刚的纪念文章，我给你复印一份寄去。你应该为老师写一篇文章。”
（后来知道，由于黄家忙乱中找不到我的电话、地址，准备要给我发出的讣告无
所投知。）
不久，我就收到这篇文章。题目是：《黄河万里独行客――记黄万里》，题
目下用3号黑体字印出了徐刚先生写于2001年1月19日的《采访手记》中的一段话：
因着对黄河之水，黄河之沙的独特理解，他的生命历程与九曲黄河缠结在一
起，浓得化不开。
尽管三门峡水库的后患，50年前他已预见，然而，为治黄奔走一生的他，直
至90高龄仍然壮志难酬。言及治黄，老人几番涕泪纵横，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
“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
接着，朋友又为我送来2002年第5期的《文史精华》，刊有散木先生写的
《执著的水利学家黄万里》，以及2002年第8期的《读书》，刊有曾昭奋先生的
纪念文章《江河万里》。
朋友们之所以把纪念黄老师的文章一篇篇给我送来，是因为他们通过我平日
的言谈，深知我对老师一贯的日益加深的敬爱之情，他们通过我的介绍都知道黄
老师有一颗像水一样纯洁像火一样热烈的心，他对科学的信念如大山一样坚定，
他的知识和胸怀则像江河一样浩瀚，他终其一生保持正直的人格品行，足以彪炳
史册。凡是知道老师仙逝的朋友，都建议我“为老师写一篇纪念的文章吧！”
但是突来的悲伤撞击着我的心，使我欲哭无泪，几次展开稿纸而无从下笔。
我甚至害怕给黄师母打一个电话。因为除去1994年与老同学郝又明女士在医院见
到患病卧床的老师外，我到黄府拜访多回，竟然有几次都遇到黄师母卧病，而黄
老师却无不精神矍铄。我担心她经不住黄老师去世的打击！
但是两年来我不时想到我至为敬爱的黄老师，反复地回忆起一些历历在目的
往事。
二
1954年我从陕西省韩城中学考入清华大学，选择了水利系“河川结构及水电
站的水工建筑”专业。我的选择与自小生长在黄河边上有关，当时一个单纯幼稚
的想法就是如何利用黄河的水灌溉和发电。至于黄河的灾害，由于陕西地势高，
不但没有经过，也没有听过黄河对当地有过什么水灾。
大学一、二年级学习基础课。三年级学习专业基础课，其中一门重要课程就
是黄万里教授讲的水文学。
在黄老师给我们上课之前，从一些系里的活动中同学们已认识了黄老师，因
为他除了教学的主业，还兼任水利系的工会主席。他给人的印象是朴实、和气、
随意，但不爱出风头，从不表现自己，一点也不“权威”，一位普普通通、本本
顺顺的教授而已。
但黄老师终于为我们这些水利系大学三年级的同学上课了。他身材高大，宽
肩厚背，西装笔挺，两眼放着真诚、睿智、和善、单纯的光。他不是一位口若悬
河的授业之师，更缺少伶牙利齿。但他一句句讲来，却又都那么实在，实在得甚
至有些笨拙。他的头脸是方的，身材也是方的，给我留下方正严谨，一丝不苟的
印象。
然而当时我和一些同学开始并不喜欢水文学，觉得这门课“不高级”。在我
们这些茅塞未开的学子眼中，科学是一门很玄的学问。最令我们折服的是从几个
简单的公理或假设出发，经过复杂的数学推导，得出一些或繁或简的公式来，认
为那才算“高级”的学问。但黄老师给我们讲的水文学却不是这样，差不多都是
些经验公式，几乎没有什么数学推导，这也能算科学么？
黄老师谆谆教导我们，世界上没有两条相同的河流，西哲告诉人们，一个人
一生不能两次渡过同一条河流，因为河流的各种参数都是瞬时而变的。特别是河
床和地貌，更是千变万化，必须注重实地观测，研究河流的历史演变，才能掌握
它的规律。由于变数太多，外界条件又变化无常，经过观测和总结，得出能够把
误差控制在一定范围的经验公式就是最实际可行的方法。他说：“只要经验公式
能较好地符合实际，解决工程问题，那不就得了吗！”
和数学、物理、力学等学科比起来，水文学的经验公式没有严格的逻辑关系，
又复杂，因此很难记。一些学习方法机械的同学特别是女同学，在苦苦地默记这
些公式。黄老师知道后，告诉同学们：“这些经验公式你们只要学懂会用就是了，
不需要背，我也背不下来。在实际工作中，你们完全可以查书查资料，谁也不会
规定你们在工作中只能运用自己记住的公式而不准查书。考试时，我不会要求你
们背一个经验公式。”
在教学中黄老师注重教授基本的原理和处理实际问题的方法，他特别强调基
础。他谈起自己的治学经验，告诉同学们，中学的数理化基础最重要，他到现在
当了教授，也还常常抽暇翻一翻中学时的课本。“上了大学，进入专门领域，与
专业无关的许多中学课本上的知识再也不可能学习了。但在实际工作中，会遇到
许多需要运用中学的知识解决的问题。”老师的这段教诲对我的印象极深。因为
从1957年以后在中国大陆上发生的许多问题，大都是违背常识的结果，而中学的
课程教给学生的恰恰就是这些常识。
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懂得黄老师是在用浅显的道理为我们这些毛头小伙子传
授大学问，而唯有具有高智慧的大学者才能深入浅出地讲授经国济世的大学问。
黄老师1911年8月20日生于上海南市施家街一名门世家，父黄炎培先生系前
清举人，饱学多思，正直不阿，曾因不满于袁世凯和蒋介石而拒绝在他们治下做
官。黄老师十岁以前极其顽皮，母亲烦他不过，就让他从小寄宿学校，寒暑假则
托亲戚代管，这使他从小就养成一种独立生活和独立思考的习惯。小学即遇名师
开其智慧，课业加速进步，以第一名毕业，从此一路超乘而前，中学、大学皆以
最优等成绩毕业。
中学毕业那一年，刘湛恩博士从美国留学归国，就任沪江大学校长。因其博
士论文为《从孩子学习中最有兴趣的科目考查出其日后应长期从事的专业》，黄
炎培先生请他考查黄万里今后之所宜，结论是宜专习文学。时值黄炎培先生正积
极提倡职业教育，而黄老师的两位哥哥又已分别攻读哲学与经济学，加之他中学
毕业时门门功课皆列榜首，乃征得刘博士同意，商定黄老师学习桥梁工程，先后
入无锡实业学校、唐山交通大学。得名师亲切指导，黄老师又勤奋认真、学而不
厌，无论中文、英文、数学、物理皆以最优成绩毕业。
1932年，21岁的黄万里从唐山交通大学毕业，他的毕业论文是《钢筋混凝土
拱桥二次引力设计法》等三篇创造性的论文，由当时已在中国科学界崭露头角的
茅以升先生作序，由学校付印出版。1933年任江杭铁路练习工程师助手。除了勤
于本职工作，他还为工人代管伙食，“以保护从农村转来做工的可爱农民不受工
头的剥削。”（《黄万里自述》）他工作中勇于实践，热心动手，亲自做成沉箱，
并亲自打汽桩，曾连续守工地27小时，为众工程师所钦爱。正当做一名优秀桥梁
工程师的美好前程在他面前展开时，接踵施虐的水患改变了他人生的路径。
1933年长江洪水，湖北云梦县一夜没城，淹死7万人，这刺激年青的桥梁工
程师黄万里决心改学水利，以拯救农民为己志。1934年初，黄炎培老先生介绍自
己的一个学生，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许心武先生与他相识。许先生告诉
他，“江河大水后，调查全国人才都是土木结构出身的，没有一个长于水文学。
而不通水文学等于未入水利之门，只是能设计施工罢了。”许先生嘱托黄万里多
学水文学。1933年，22岁的黄万里考取公费留学，众工人到车站送行，恋恋不舍
之情使他终生难忘。1934年元旦黄万里远赴美国，广求名师于美国著名大学，从
天文、地质、气象、气候等各基础科学学起。1935年获康乃尔大学硕士。之后又
到爱荷华大学、伊利诺斯大学攻读博士，以地理学为第一副科，数学为第二副科。
1937年26岁时获伊利诺斯大学工程博士，是该校第七个博士，也是获得该校工程
博士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他的博士论文《瞬时流率时程线学说》运用气象学、
自然地理学和数学等得出通过暴雨推算洪流的科学方法，当时在世界上处于学科
领先地位；直到19年后，Nash才提出类似的成果。他的科学成果为老师所激赏，
一时轰动了校园，并使黄老师至今在美国科学界享有盛誉。他渴望寻求治理江河
的知识，在美国期间，亲自驱车45000英里，看遍了美国各大工程，在田纳西河
域治理专区Norris坝上实习了4个月。1936年密西西比河特大洪水之后，该河管
理机关招待他坐船察看水情，直达出海口。在洪水滔天的漫漫长途中他深有所悟：
曾经学过的土木结构远远不能解决洪水问题，“水来土掩”实际上很难奏效。而
任何一种建在河上的水利工程，都将改变水沙流动状态，促使河床演变。
徐刚先生写道：“面对密西西比河，黄万里想起了黄河，黄河太浑浊，黄河
泥沙太多了，就连他的美国导师也告诉他，治理黄河的最难处恐怕就是泥沙了。”
1937年，26岁的黄老师学成归国。正如尚蔚先生所写的：“在他90年的生命里，
他获得了常人难以企及的知识与智慧。”但1956－1957年我们在课堂上并没有领
略到这一些。这大概就是《老子》所说的“大辩若讷，大巧若拙，大智若愚”吧，
越是有真知识和大智慧的人越显得平易质朴。普希金的长诗《欧根·奥涅金》描
写诗中的主人公总是：
装着很有知识的样子，
在重要的争论中
保持着沉默。
奥涅金先生之所以“在重要的争论中保持着沉默”，是因为他有自知之明，
用沉默掩盖自己的无知。但我们社会里却有一种机伶乖巧的“学者”，以自己善
于揣摩迎逢的聪明和锋利的言辞：
显得很有学问的样子，
在重要的争论中，
坚持着错误的意见。
即使没有三门峡工程，争论迟早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三门峡工程上马在即，
一场科学与权威偏见的争论立即爆发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迫害。
而这一切，竟是围绕着常识进行的。
三
和其他应用科学相比，水利科学更是一门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科学。黄老师
写道：“在工程学里根本没有不联系实际的理论，却只有提高不到理论的实际！
‘理论联系实际’这个口号多年来被那些落伍于时代的工程师和教授们用作掩护
他们自己理论知识低劣的挡箭牌。我们要号召大家把总结出的实际经验提高到原
理性的理论，这就需要具有高级的理论基础！”
留学回国后，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先生亲自登门邀请黄老师到浙江大
学任水利系主任，他以年轻为由婉辞，迫切的愿望则是考察中国的河川，到江河
实地勘察、调查，做一些实际工作，积累第一手资料。于是他出任了全国经济委
员会水利技正。半年后，抗战爆发，他又远赴四川省水利局任工程师、测量队长、
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等职。
黄万里的日常工作是水利勘察，他带着40个同事，步行六次，踏勘了岷江、
沱江、涪江、嘉陵江，行程3000公里。除了标竿与皮尺，没有任何设备，常常面
对悬崖峭壁毛骨耸然、举步维艰。有的路段是走过来的，有的路段是爬过来的，
其间最沉痛的一幕是黄万里他们眼看着三个留学归国的硕士从山崖跌落、由一排
巨浪卷走……
在四川道滩委员会工作期间，黄万里在峨眉县南的长江支流上设计、修建了
一个简易水利工程。国难时期民不聊生，那里的农民为旱涝所害渴望着引水灌溉
以求温饱，而在黄万里接手之前的工程预算为40万 银元，根本不可能筹集，只
能是纸上谈兵。黄万里因陋就简以木板结构替代钢筋混凝土，造价仅四万银元，
农民当年受益，可灌溉15000亩农田。放水之日，农民欢声雷动，黄万里告诉农
民兄弟，这是一个临时过渡工程，可以用四年，先急救先灌水打上粮食有饭吃，
然后在这四年中筹款筹料准备修建永久性工程。农民是会算帐的，他们流着眼泪
送别黄万里：“黄先生，你喝我们一杯水、吃我们一顿饭再走，行不行？”黄万
里哭了，他顿时想起父亲对中国农民的牵挂与评说，没有了他们哪会有五谷杂粮？
哪还有华夏文明？（徐刚：《黄河万里独行客》）
黄老师想起了什么而流泪呢？他想起了父亲黄炎培老先生的教诲。他在《黄
万里自述》中写道：
我父对我教育甚严甚深，拮其要点凡三：（一）必须尊重农民。我两次闻其
教育下属曰：我国自有历史以来，劳动的农民从来没有对不起他们的统治阶级，
这实际上指出为社会效力的应持立场。（二）为人必须喷出热血地爱人！“爱”
乃是道德的根基，所谓“真善美”实皆包涵在“爱”中。爱之甚及于一切动物。
故我家中父不准杀生，父自己则茹素。但父食蛋饮奶，却从未闻其劝人学他也茹
素。（三）父曾多次戒我骄傲，父多次垂训：古人云：“虽有周公、孔子之德之
能而骄者，则其人决不得称贤。戒骄必须从内心出发，仅在形态上不虚伪犹不足
道也。”他内心颇赞我的才能，特别是诗文，但终其生未赞我一词。父尝与其老
友背后朗我的诗句，事传到我的老师，父的后辈学生，我才知父背后赞我。我力
尊父训，但最后一点终未能常做到。我在成人后所犯错误，要皆出此！
1947年，黄老师任甘肃省水利局长，从长江走向黄河。他“沿着黄河，走过
一处处穷乡僻壤，有时是在洪水之后，有时是在大西北空旷而平静的晨昏”，通
过公务和勘察他既熟悉了黄河，也了解了黄河流域的人情民瘼，赋诗两首云：
甘州肃州道上 （1947年7月23日）
千里祈连云里雪，两州甘肃旱中荒。
田多有水斯民乐 沿途多熟荒，有水斯有民。
水少而争我更忙。
怀术肯焦三寸舌 解决纠纷多费口舌，
恨才悔上廿年庠 近世服官但凭权数不论学术，
凄凉回想从前事，翻动雄心便欲狂。
玉门敦煌道上 诗示同人
尽说春风不度关，玉门葱郁气佳哉。
疏林斜照一溪水，野兔狂趋千仞山。
瀚海奔波无厌苦，风飚飕飒不辞艰。
嗟尔志士何多义，十载相从未得闲。
老师在黄河沿岸，目睹了水土流失。大雨之后的黄土高原不是一点点被冲刷
而是一块块在剥落。但何以在无雨的平常日子，黄河水依然混浊，以致有“跳到
黄河洗不清”的俗语。老师在留学美国时，地貌学尚未建立，通过所学和疑问，
他从实践中学到了在美国学不到的经验和知识：水文地貌。水从河床流过，必定
挟带一定数量的泥沙。河床本身、河床周边与水流之间的关系、水与泥沙的关系，
是天然浑成处在变动不居的动态之中，非人力和技术所能完全控制。
1957年上半年，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黄老师在水文课堂上给同学们讲述了
他对三门峡工程的看法，一是水库建成后很快将被泥沙淤积，结果是将下游的可
能的水灾移到上游成为人为的必然的灾害。二是所谓“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毫
无根据。因为黄河下游河床的造床质为沙土，即使从水库放出的是清水，也要将
河床中的沙土挟裹而下。在课堂上，他对“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甚为不屑，使
人觉得这种说法实出于政治阿谀而缺乏起码的科学精神。
1957年4月13日，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6月10日至24日，水利
部在北京召开“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专家、教授70人。这显
然只是一个“务虚”的会议。黄老师参加了七天会议，据理力争，力排众议，辩
论了七天。
《黄河志》的相关记录说：“会议对三门峡水库应该不应该修、水库的拦沙、
排沙，水库综合利用与运用及水土保持的评价等问题展开了讨论。绝大多数人主
张高坝大库拦沙，充分综合利用，并认为三门峡水利枢纽是解决黄河下游防洪迫
切问题最适合的地点，应该选为第一期工程。”“另有少数人（其中能够称得上
‘专家、教授’的只有黄万里一人，另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人是25岁的青年技术人
员温善章，反对修高坝，主张修低坝）认为，黄河水流含沙量大，以蓄水为主的
综合利用势必导致水库淤积很快，寿命很短，水库淤满失效后，下游严重的洪水
灾害将无法解决，同时考虑到我国土地少、人口多、移民极端困难，所以三门峡
应以滞洪排沙为主，汛后蓄水发挥综合利用效益，大坝泄水底孔应尽量放低加大，
降低原泄水孔的高程或另设底孔，以便泄水排沙得以灵活操纵，使极大部分泥沙
排出库外，减少水库淤积，延长水库寿命，少淹失土地，少移民。”
下面是1957年水利部召开的三门峡坝讨论会上的部分意见。
当时只有黄万里一人根本反对修筑此坝，没有一人同意黄的反对意见，只有
温善章提出改修低坝。最后黄提出留施工底孔不堵，得全体同意。后来汪胡桢执
行时，苏联专家坚持其原设计堵孔。
以下是发言记录，存黄委档案（对黄的批判详见《中国水利》1959第八期）：
1010黄万里的发言（未经本人校阅）
三门峡以下河道大家都不同意淤积，为什么又同意把沙淤在三门峡以上呢？
我认为现在的办法是以上游堆沙来换取下游河道的不淤。
水土保持工作即使完成了100％，清水下来还是要带沙，河床是动的现象，
三门峡坝把黄河分为二大段，当然水土保持工作完成泥沙会减少了些，洪流也可
能小些，但总要带走泥沙，而淤积在上游，慢慢的造成上游地区闹水灾，等于说
把现在的闹灾地位上移了几百公里，时间错后了一些，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我认为最好还是把泥沙一直排下去，上游水灾问题也能解决，三门峡水
库寿命也可以延长，下游河道的冲刷问题也可以少一些，除非是真是无能为力没
有办法才留在水库里面。坝下留底孔或采用其他的方法可以把沙排下去。
1011张光斗的发言：（未经本人校阅）
1、清水下去有什么坏处呢？我还想不出什么坏的地方。（其意是可以拦沙
库内，只让清水出库）
现在讨论中感到未知数太多，说不出一定怎么样最妥当，有人提出排沙，我
认为如果不会使下游河道淤高的话可以多排些，水库寿命也可以延长一些。拦沙
排沙哪样好？排沙的话能排多少？虽然经过计算或是模型试验，都还不能使人完
全信服，因此在这些方面不要把自己束缚的太死。
2、关于综合利用的看法，我认为不一定非要面面具到（不可），如果某一
项化（花）不来，就可以不考虑，还是同样是综合利用。
3、问题不一定全能用计算说明的，还要靠一定的判断，在总目标之下慢慢
抬高水位走着瞧，用运用中的事实修改计划，由于未知数很多，我们的工程措施
也要有弹性才好。近期计划要不防碍将来的发展。
有了计划也不一定全能照计划办，要看发展的情况而有所调整。
看上去这种想法似乎是摇摆不定，这是由于我们还不能掌握住它的规律，关
于水土保持工作把握性不大，工作也非常艰巨，所以希望越早进行越好。
黄、张二位的发言针锋相对。黄老师反对库区拦沙，质问“三门峡河道以下
大家都不同意淤积，为什么又同意把沙淤在三门峡以上呢？”“我认为现在的办
法（即已开工的苏联设计方案）是以上游堆沙来换取下游河道的不淤。”他并且
预言拦沙将引起上游闹水灾，是不可避免的。而张光斗先生则主张拦沙库内，让
清水出库，认为这样做他“想不出什么坏的地方。”而且两个人的发言也表现出
截然相反的两种风格。黄老师运用他掌握的水利科学知识和实际情况，发言的用
语是肯定的，负责任的。而张光斗教授的发言则是含糊其词的，他提的一些问题，
如“拦沙、排沙哪样好？排沙的话能排多少？”在这样提出的问题中没有包含发
言者的答案，但他却认为“在这些方面不要把自己束缚得太死。”在他短短的发
言中用了两个“不一定”，这和黄老师的明确意见形成鲜明对比。但他主张拦沙
的意见却是坚定的。并提出一个小学生的问题：“清水下去有什么坏处呢？”
这是一个初中学生便可回答的问题，只需要进行几个启发式的提问：
三门峡水库排清水，请问泥沙到哪里去了？中学生定会回答：留在水库中。
请问如果放出的是清水，水库一年能淤多少泥沙？中学生一定回答：等于从
上流冲来的泥沙。
这些泥沙首先淤在库尾还是坝前？中学生定会回答：库尾。
淤在库尾的泥沙抬高了渭河出口，对渭河的泄洪能力有什么影响？
回答一定是：降低泄洪能力。
那么对渭河流域水灾有什么影响？
回答定会是：渭河下游发生水灾的可能性增加了。
这是一个初中生的回答，实践证明了这些回答是正确的。
但张光斗教授在1957年却说，对于拦沙泄清，“我还想不出什么坏的地方。”
1957年西安农览馆展出关于三门峡工程宣传资料，门口一版，大书“圣人出
黄河清”六字。其时简化字推行不久，许多人不认识“圣”字，读为“怪人出黄
河清”，惊诧嬉戏之声不绝，不久取掉了这个版。（“圣”字的繁体为“聖”。）
其时正当毛泽东号召人们“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黄老师遇到的问题比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不知要难缠多少倍，于是就有了他的小说《花丛小
语》。
